史景迁作品的结构与语言创新，引发了学界关于“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持久争论。支持者认为其作品“将学术提升至美的范畴”（白修德语），而批评者如汪荣祖则指其“缺乏分析与论证”。这种争议恰恰反映了史景迁对传统史学范式的突破：
虚构与非虚构的边界。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中引用《聊斋志异》的做法，被质疑混淆了史料与文学的界限。但他本人强调，蒲松龄作为同时代人的“声音”，其作品是理解民众心理的“同盟”。这种对“合理虚构”的辩护，实则是对历史书写中“不可见部分”的填补尝试，其核心仍以史料考据为基础。
叙事与分析的平衡。部分学者批评史景迁“长于叙事而短于分析”（德里克语），但史景迁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不仅是解释因果，更是“让过去与现在交汇”（柯娇燕语）。例如在《追寻现代中国》中，他通过细节串联而非理论框架，展现了中国近代化的复杂脉络，这种“呈现而非论断”的风格，反而为读者提供了多元解读的空间。
史景迁的作品融合了社会史、心理分析与文学批评。在《胡若望的疑问》中，他虽未直接引用福柯的理论，却通过胡若望的“疯癫”揭示了文化权力对个体身份的塑造。这种跨学科视角，打破了传统史学对“客观性”的执念，开启了历史书写的更多可能性。
史景迁的作品多微观叙事，语言以文学性为主，共同构建了一种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吸引力的历史书写模式。他既未完全倒向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即虚构”，也未屈从于实证主义的“史料至上”，而是在两者间开辟了一条“人文主义史学”道路。这种路径的核心，是通过对个体生命的关注、对文化冲突的敏感以及对叙事艺术的追求，使历史研究超越冰冷的史料堆砌，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精神桥梁。
历史学家需要守护历史的秘密，但更重要的是让这些秘密被感知。”他的作品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无论是对康熙内心世界的探索，还是对王氏悲剧的再现，都在严谨与想象的交织中，让尘封的历史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