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吾是怎样利用福楼拜的书信创作《福楼拜评传》的？——传记回忆录写作辅导课（11）
传记文学研究院 | 红杉树人物传记工作室编辑部 | 2025-04-17中国翻译家、学者李健吾（1906-1982）就已凭《福楼拜评传》（1936）闻名。
李健吾创作《福楼拜评传》的过程，是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既是对福楼拜文学世界的系统性解码，也是中国现代学者初次次以学术传记形式对西方文学的深度阐释。这部完成于1935年的著作，不仅奠定了李健吾在中国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地位，更以史料运用方法和文学批评视角，重新定义了传记写作的范式。其核心创作方法论，尤其体现在对福楼拜书信的创造性运用上，堪称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典范。
李健吾对福楼拜的研究始于1931年赴法留学期间。在索邦大学攻读法国文学期间，他系统梳理了福楼拜的创作年谱、手稿档案及未刊书信，尤其关注法国学界新研究成果与原始文献的互证关系。在巴黎国家图书馆，他首次接触到福楼拜与路易斯·高莱的通信全集，这些多达2000余封的书信成为《评传》的核心素材。李健吾将书信分为三类：文学理念类（占38%）、情感自白类（占45%）、日常琐事类（占17%），通过交叉比对构建起福楼拜的立体人格图谱。这种分类法突破了当时法国学界单纯按时间顺序编排书信的惯例，为传记写作提供了多维度的观察视角。
在方法论上，李健吾深受法国实证主义批评影响，但拒绝机械的考据学路径。他提出“以心证史”的批评理念，强调从书信中的情感波动捕捉创作心理的嬗变轨迹。例如通过分析1846年9月福楼拜致高莱信中“文笔问题使我极度不安……夜里发过烧”等表述，揭示《包法利夫人》创作初期的精神危机。这种将病理学分析与文学批评结合的跨学科视野，在当时具有先锋意义。
李健吾对福楼拜书信的运用，展现出三重阐释维度：
1）文学观念的考古
他敏锐捕捉到福楼拜在1852年6月致路易斯·科莱信中提出的“句子筋肉论”——“刚劲有力的句子如同茶褐色皮肤的筋肉”——并将其与《包法利夫人》中“马车段落”的节奏分析结合，证明福楼拜的文体革命源于对“雄性句子”的美学追求。通过比对1844-1857年间27封谈及“句子炼金术”的书信，李健吾绘制出福楼拜从浪漫主义浮华文风向“客观性文体”转型的思想曲线。
2）创作心理的显微
在评传第四章，李健吾独创性地引入“书信症候分析法”，通过福楼拜致布歇的83封创作讨论信，还原《包法利夫人》修改过程中的精神困境。例如1853年信中“两天只留下两行”的焦虑，与小说中农业展览会场景的复调结构形成互文，揭示作家如何在现实细节的堆砌中寻找“平庸的诗意”。这种将创作焦虑转化为美学原则的发现，至今仍是研究福楼拜的核心论点。
3）时代精神的折射
李健吾并未将书信局限为作家独白，而是将其置于19世纪法国文化转型的宏观语境中。他通过福楼拜1848年革命期间的书信，剖析其对“资产阶级庸俗性”的厌恶如何催生《情感教育》的政治虚无主义；又借1871年巴黎公社时期的通信，论证《圣安东尼的诱惑》修订版中对“众神死亡”的描绘，实为对现代性危机的隐喻。这种将私人话语上升为时代诊断的阐释策略，使《评传》兼具文学史与社会史的双重价值。
在结构层面，李健吾开创了“书信嵌入式叙事”的传记范式。全书共征引书信原文217处，其中46%被转化为叙事动力：或作为章节引线（如用1856年致波德莱尔信开启“《恶之花》与福楼拜”的平行研究），或构成心理蒙太奇（如将1845年致妹妹卡洛琳的信件碎片拼贴出作家童年创伤）。更妙的是对“未寄出书信”的阐释——通过分析福楼拜1853年销毁的12封高莱情书草稿，结合现存信件中的涂抹痕迹，推测其情感压抑与文学克制间的隐秘关联。
在语言风格上，李健吾刻意模仿福楼拜书信的悖论修辞。评传中诸如“他用解剖刀般的精确切割自己的浪漫主义肿瘤”等表述，明显化用福楼拜1846年信中“文学是心灵的解剖学”之喻。这种文体共鸣使《评传》本身成为对福楼拜“文句炼金术”的致敬。
李健吾的不同之处，在于将书信阐释升华为中西文论的对话场域。他借用清代考据学的“笺注”传统，对福楼拜书信进行“评点式解读”——如在分析1852年“句子站得直直”的比喻时，旁征《文心雕龙》的“风骨论”，提出“文体刚健源于道德焦虑”的跨文化命题。这种阐释策略既突破西方实证主义局限，又避免陷入印象式批评的泥沼。
更重要的是，李健吾透过书信触摸到福楼拜的现代性困境：在评传终章，他引用福楼拜1875年致乔治·桑信中的“文学已死”宣言，将其与曹雪芹“满纸荒唐言”对观，揭示两位作家共通的虚无意识与救赎书写。这种跨越时空的精神共鸣，使《福楼拜评传》超越学术著作的范畴，成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现代性出路的隐喻文本。
正如福楼拜所言“偶像是不能碰的，否则会擦去金粉”，李健吾的《评传》通过书信考古，既拂去了19世纪法国文坛加诸福楼拜的“现实主义大师”金粉，又避免陷入解构主义的虚无。他以书信为棱镜，折射出作家在浪漫与现实、激情与克制、存在与虚无间的永恒挣扎，最终在“句子的苦刑”中找到了超越时代的艺术救赎。
不过，传记作家陈骏认为，《福楼拜评传》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李健吾与传主缺乏距离感，他对福楼拜过于敬仰，以仰视的姿态为其立传，少了冷静的判断和批评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