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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分享唐代史学家刘知己的人生自叙——一位史学家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人生经历的，如何为自己总结人生的。
自叙 刘知几
【作者简介】
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彭城（今徐州）人。唐代史学家。武后时历任著作佐郎、左史等职，兼修国史。中宗时参与编写《则天皇后实录》。玄宗时官至左散骑常侍，后被贬为安州都护府别驾。生平专攻史学，又屡任修史之职，深知官设史局的流弊。他认为史 家须兼“史才”、“史学”、“史识”三长，而尤重“史识”。如果没有史家的天赋，没有渊博的历史知识，没有对历史事件的真知灼 见和秉笔直书的良史胆识，则不可“叨居史任”。他特别强调直笔著史、不隐恶扬善，提倡“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公正态度。所著《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评论的专著。
【题解】
本篇选自《史通》卷一O,全文较长，这里只节选了文章的前半部分。这是一篇史学家的自传，也是一篇优美的散文。刘知几平生专攻史学，《自叙》自始至终贯穿一个“史”字，自幼爱好史学，稍长遍览史书，步入仕途，屡任修史之责；因不满官史流弊，退而自撰《史通》。“史”字一线穿珠，贯通全篇。刘知几是颇为自负的，他的《自叙》可以说是他的《史才论》的形象再现。文章夹叙夹议，声情并茂；语言骈散结合，流畅生动。虽无具体的形象描绘，却能使人感受到他的脉搏跳动和悲欢喜怒之情。
【原文】
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先君奇其意,于是始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所讲虽未能深解，而大义略举。父兄欲令博观义疏，精此一经。辞以“获麟”已后，未见其事，乞且观余部，以广见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自汉中兴以降，迄乎皇家实录,年十有七，而窥览略周。其所读书，多因假赁,虽部帙残缺，篇第有遗，至于叙事之纪纲，立言梗概，亦粗知之矣。但于时将求仕进,兼习揣摩,至于专心诸史，我则未暇。（自述童年对史学萌发的兴趣以及青少年时代对史学的爱好和遍览诸史的情况。）
洎年登弱冠，射策登朝,于是思有余闲，获遂本愿。旅游京洛，颇积岁年，公私借书，恣情披阅。至如一代之史，分为数家，其间杂记小书,又竞为异说，莫不钻研穿凿,尽其利害。加以自小观书，喜谈名理,其所悟者，皆得诸衿腑,非由染习。故始在总角,读班、谢两《汉》，便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共责以童子何知而敢轻议前哲!于是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其后见张衡、范晔集，果以二史为非。其有暗合于古人者，盖不可胜记。始知流俗之士难与之言。凡有异同，蓄诸方寸。及年已过立,言悟日多，常恨时无同好，可与言者。维东海徐坚?,晚与之遇，相得甚欢，虽古者伯牙之识钟期,管仲之知鲍叔?,不是过也。复有永城朱敬则、沛国刘允济、吴兴薛谦光、河南元行冲、陈留吴兢、寿春裴怀古,亦以言议见许，道术相知；所有扬摊,得尽怀抱。每云：“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知我者不过数子而已矣。（记述成年以后，自已在史学领域的耕耘和收获，治学态度和学术创见，并为知音者少而感慨。）
昔仲尼以睿圣明哲,天纵多能。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以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迄于周。其文不刊,为后王法。自兹厥后，史籍逾多，苟非命世天才，孰能刊正其失？嗟予小子,敢当此任：其于史传也，尝欲自班、马以降，迄于姚、李、令狐、颜、孔诸书,莫不因其旧义，普加厘革。但以无夫子之名，而辄行夫子之事，将恐致惊愚俗，取咎时人，徒有其劳，而莫之见赏。所以每握管，叹息迟回者久之。非欲之而不能，实能之而不敢也。既朝廷有知其意者，遂以载笔见推，由是三为史臣，再入东观。每惟皇家受命，多历年所，史官所编，粗为记录，至于纪、传皆未有其书。长安中年，会奉诏预修唐史，及今上即位，又敕撰《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所著述，常欲行其旧议，而当时同作诸士及监修贵臣，每与其凿枘相违，龃龉难入。故其所载削,皆与俗浮沉。虽自谓依违苟从，然犹大为史官所嫉。嗟乎！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以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申述自己私撰《史通》的原因。）
【译文】
我小时在父亲的教诲下，很早就学习文史。还是少年的时候，便课读《古文尚书》。常常为它的艰深古奥难读难背而苦恼，虽然屡遭痛打，可学业仍无长进。曾经听过父亲给兄长们讲授《春秋左氏传》，每到这个时候，往往放下手中的《尚书》去偷听，等他讲完了，我就能给兄长们讲说《左传》，并因此暗自慨叹：“假如书都象《左传》这样，我也就不再懒惰了。”父亲对我的想法很赞赏，于是才给我讲授《左传》。一年过去，父亲讲完了，我也全背过了，这时我才12岁。虽然父亲讲的我还不能深刻理解，可是全书大义我已能大致说得出来。父亲和兄长们都要我博览各家关于《左传》的注疏，以便精通这一儒家经典，我以《春秋》绝笔于“获麟”，鲁哀公十四年以后的史实还不知道为理由，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请求让我再阅读其他历史著作，以增广见闻。接着我又读了《史记》、《汉书》和《三国志》，进而想了解古今制度的沿革、朝代的兴替和帝王承继的天运，于是又去阅览有关同类的史籍，坚持自学，不依赖老师的教诲。从汉代中兴以来，至本期的皇家实录，十七岁时差不多就浏览遍了。我所读的史书，大都因为是借阅，即或有些部次卷册残缺，篇数不全，但每本书记事的纲领、叙述的梗概，也都粗略地了解和掌握了。只是在当时，正准备参加科举，兼作应试文章的练习，至于专心致志地去攻读一切史书，我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待到弱冠之年，进士及第，这时不再为应试分心，才得如愿以偿地专攻史学。在长安、洛阳，居官多年，无论皇家秘阁还是私人藏书都能借来，随心所欲地翻阅。往往遇到如下的情况：一个朝代的历史，却分几家几派之说，其中笔记野史，又竞相标新立异。对于不同的记载和不同的观点，无不认真钻研稽考核实，弄清是非。更因我从小看书，喜好考核名实，辨名析理，那些读书心得、学术创见，都得之于心领神会，而不是人云亦云，沿袭旧说。所以还是在童年时代，读班固《汉书》和谢承《后汉纪》时就怪《汉书》不该有《古今人表》，《后汉纪》则应为刘玄写本纪。当时听到我的议论的人，无不责骂我说：小孩子懂得什么？竟敢轻漫地议论前代的贤哲！在这种场合，我自悔失言，羞红着脸没话好说。后来读张衡和范晔的文集，他们果然认为《汉书》和《后汉纪》关于这两个问题是不对的。我的见解暗合于古人的，很多很多。这才使我懂得，对那些凡夫俗子是很难说得清楚的。此后凡有不同的见解，也只好深藏在心底了。待到年过三十，创见日益增多，常恨当时没有志同道合的知音，可以互相切磋。只有东海郡的徐坚，在晚年和他见面，我们情投意合，即使用钟子期对于伯牙，鲍权对于管仲那样的知音知心来比拟，也毫不过分。又有永城的朱敬则、沛国的刘允济、吴兴的薛谦光、河南的元行冲、陈留的吴兢、寿春的裴怀古，他们都有言论赞许我，并在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相互了解，他们对我史学见解的称引，也都尽合我的心意。我常说：“德不孤，必有邻。”四海之内，了解我的不过这几位先生罢了。
从前孔子凭着他绝顶的聪明才智，上帝所恣意给他的多艺多能，眼看各诸侯国的史书纷乱芜杂，担心阅读的人莫衷一是，于是削繁就简，撷取精华，留下诗歌三百篇而成《诗经》；精简鲁国史官所记，加以修订整理而成《春秋》；推重《周易》而贬斥《八索》；撰述《职方》而扬弃《九丘》；审核论证《三坟》《五典》的虚妄，把信史的上下限定为自唐尧虞舜至于周朝。经他修定的经典，其文就不能有一定的移易，成为后世帝王治国的规范。自此以后，史书却越来越多，假如不是闻名于世的特大天才，谁能修正这些书的错误？叹我后生小子，哪能当此重任！但我对于史传，曾设想自司马迁、班固以下，以至于本朝的姚思廉、李百药、令狐德茶、颜师古、孔颖达等各家的著作，无不按照孔子的原则精神，普遍地加以考订修正。只因无孔夫子的大名，而妄行孔夫子之事，深恐将会震惊愚俗之士，而得罪当今迷信权威名流的大人先生。徒然劳苦，而不被赏识。所以每当提起笔来，便迟疑不绝，久久叹息。不是想作而不能作，实在是能干而不敢干。后来朝里有人知道我有如此宏愿，于是就以史官之职推荐我，因此我得以有马融、张华“三为史臣，再入东观”那样的荣幸。我常想大唐朝受命于天，已经很多年了，史官所编大事记，只是粗略的记录，至于本纪，列传和志，却都还没有成书。
武后长安中期，适逢奉诏参与撰修《唐史》，待到当今皇上即位，又下诏编写《则天大圣皇后实录》。凡是我的著述，常常想按照我的修史原则去做，可是同时和我参加编写工作的各位先生以及监督编史工作的权贵大臣，往往和我的意见不合。因此我写的东西也都是随波逐流的。虽然自己认为已经是无原则地服从了，但仍然大为史官所嫉恨。哎！虽然我的任务正好符合我作史官的职责，但是我的原则主张却不能贯彻实行；为当世所任用，而我美好的志向却不能如愿以偿。我孤高耿介、愤世嫉俗，忧抑不舒，精神无所寄托。下决心不说不写，缄口沉默，又恐死后，谁知我有此心愿和抱负？所以从官修史书的岗位退下来，私家撰述《史通》，以此表明我的宏愿伟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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