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初，我很小的时候，在北方农村，偶尔能看到背一把扬琴，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说唱评书的民间“讲古人”。我知道隋唐英雄传、岳飞传和梁山108将的故事，就是先从“讲古人”那里听来的。有一首童谣至今我还记得：“讲古讲古，讲到板浦。板浦冒烟，讲到天边……”板浦是家乡的一个地名。

我童年记忆中看过较早的一本课外书，是厚厚的大型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我家里书特别多，我也不当回事，常常撕书叠纸飞机玩，特别是俄文版的精美画册，都给我撕得差不多了。

上世纪90年代初，市场经济萌芽，我对中文系的“之乎者也”没有丝毫兴趣，我迷上了广告。大卫▪奥格威的《一个广告人的自白》 ，我能整本背下来。他的金句：“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让我热血沸腾。上学期间，我一半的时间都在学校图书馆，抄报刊杂志上的广告词和市场公关的点子案例。那时“点子大王”何阳是乡镇企业的座上宾。我在南京听过他的报告，我梦想成为他那样的人。

我突发奇想，求系领导给我开介绍信，以研究广告的名义去市图书馆抄港台报刊上的广告（港台报刊不对外开放）。港台报刊上生活百货、家用电器、地产和汽车的广告生猛鲜活，让我茅塞顿开，常拍案叫绝。和我们的报刊上“省优、部优、国优！实行三包，代办托运。”有天地之别。200多页的A5笔记本，我抄了5本，并且都能背下来。如果当时我把这些广告词整理寄给出版社，准能出版。因为那时实用的广告策划方面的图书很少。

当实习记者的时候，我一个月平均发七八篇稿，小到几十字大到300多字，在40人的班级中是较多的，独立采访过一位海洋女科学家。报社的指导老师对我评价挺高的。可我知道，没有硬关系进报社是不可能的。我凭借“滔滔不绝的广告词功夫”，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当广告文案，月薪500元。那时国企一般职工才三四百元。如果想得到更多的收入，就要和业务员一样出去跑业务、拉赞助。

我开始骑着我的自行车见工厂就往里闯。拉赞助成功的第一步，首先要突破工厂门卫室里的“老头”，你得无视他们，彻底藐视他们才行，要不然，大门可能都进不去。开始拉赞助业务成功的是一家饮料厂，1200元我提成600元。高的一笔是大型广告牌，2万元，我拿提成1万元。我一身名牌，腰带上挂着摩托罗拉寻呼机。我找到了“不当总统，就当广告人”的感觉。

以广告人自居的这种“成功”的感觉，多少掩盖了我内心的自卑——性格内向、木纳愚直、出身农村、不是体制内“公家人”。那时，北方小城的职业鄙视链很严重的，机关事业单位的看不起工厂的，正式工看不起临时工，临时工瞧不起个体户。

北方小城的企业大多是半死不活的国营工厂，被各类拉赞助的“神仙”忽悠了一遍又一遍之后，没有硬关系根本拉不到业务，糖烟酒公司是广告大户，可我想烧香都找不到庙门。广告公司不会长期养一个纯粹的文案，我很快陷入“绝境”。

我第五次走进一家罐头厂，仅仅是为了一笔2000多元的赞助。这一次厂长没有赶我走，对我说：“年轻人，我佩服你。我们厂供销科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我说：“这次我从你这里拉不到赞助的话，我就去闯深圳了。”
他说：“你以为闯深圳的都是你这样的人吗？”我知道他的潜台词，我没有关系、没有钱、没有资历，就是一“三无人员”。
我内心隐约意识到，我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我的性格缺陷可能会成为我追寻梦想的拦路虎，可我相信天生我才必有用。我要踏上陌生的旅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