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 50岁，被调回市行，正值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家，我选择在人民银行工作。
1983年父亲平反，人民银行牡丹江分行的领导比较重视我了。我直接被提升为国库科科长，没有经过副科长阶段，我又不是党员，单位领导挺同情我的。1983年，父亲平反以后，我还写过几次入党申请，想想都快退休了就放弃了。
国库科就是负责把牡丹江地区的税收汇总，上交省库，一级一级上交。
我当国库科科长的时候，有一次行长挂电话给我，让我到行长室去谈工作。我推门进去的瞬间，行长办公桌上有一盆月季花，“啪”地一声，花蕾全开了。当时财政局长和税务局长都在办公室，他们都啧啧称奇。从此以后，大伙都说我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我这人没有坏心眼，人缘好。”
1987年，我去北京开国库会议。
人民银行北京总行成立国库司，要召开全国国库会议。省行决定让我去北京参加这次会议。在北京国库会议中途，我接到单位同事打来的电话，说我小女曹悦考上东北财经大学了，录取通知书寄到了我单位，向我表示祝贺。我高兴啊，参加国库会议的同事们向我表达了发自内心的祝福：“了不起，将来接班当行长啊。”
80年代是真正崇尚知识的时代，是充满理想的年代，大学生是真正的天之骄子，国家包分配，考上大学就意味着美好的未来。当年的祝福之语竟然成了事实，“不过小悦更牛，当上了外资银行的行长。”
“现在我寻思着现在的年轻人都好啊，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只要自己肯努力奋斗就没问题，那时候你想飞也飞不高，想游也游不动，‘阶级斗争为纲’，地主成份、历史反革命子女的身份，让我一辈子受限。”
同时，我在北京开国库会议期间，我老姨的孩子江耀林，也是我的表弟，开自己的小汽车到人民银行总行看望我，和我一起开会的同行，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都很惊讶，因为那时有私人小汽车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
2022年，江耀林和我舅舅的儿子见面了。后来，我舅舅的儿子给我来电话（我们经常有联系）。
我们聊天差不多以后，他换了个电话继续和我聊，电话那头出现这样的声音：“你猜我是谁？我是耀林啊，江耀林啊……”
“哎呦，从1984年在北京开国库会议我们见过面，到现在我们一直没有联系，时间过得真快，他现在也六七十岁了。我在电话里问他现在人在哪？他说在北戴河度假。北京的老干部、大干部都会到北戴河度假。”
老姨夫的名字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大概在1936年我爷爷被日本人杀害的那几年，因为老姨夫的爹做地下抗日工作，也被日本人杀害了。解放后老姨家被评为烈士家属，享受烈士家属那样的待遇。后来他们全家都迁到北京了，孩子们都沾光，国家给安排工作。
“在北京生活多好啊，挺有地位的。而我们家一直默默无闻，根本没人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1991年退休。1991年至2002年，我返聘到镜泊湖疗养院工作了11年，那儿工作轻松，环境也好，有时还打打麻将啥的，于2002年，66岁的时候完全退休了。
我退休以后，有一次我们银行管人事外调的干部对我说：“岫岩，你可真掉到地主窝里了，你家是地主，姥姥家、姑姑家和舅舅家全是地主。”原来在60年代的时候，单位秘密调查我的家庭背景，我蒙在鼓里，全然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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