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回忆录主人公的爷爷和奶奶
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那几年，我好像特别懂事、特别能干，你看我们家除了奶奶、我妈，我小叔还比我小二岁，家里没有干活的人，我是家中“老大”。从借马种地开始，我一个小姑娘好像突然长大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开始“当家作主”了。
为什么我不能继续念书了？
为什么我家的土地一夜之间就不是我家的了？
为什么我家的房子不能住了？
我的眼里没有答案，只有惶恐和困惑。
如果爷爷王桂龄不死，家里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境况，可能不会这么惨。
“我爷爷的事，木兰县政府是知道的。我奶奶屋里挂一张很大的爷爷的照片，木兰县谭县长专门来我家看我爷爷的照片，那个打死我九爷和三姑的干部也来过我家好几回，都仔细瞅过爷爷的照片，他们都知道我爷爷的事儿。”
可爷爷王桂龄多年悲壮的抗日义举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定，爷爷的抗日经历也消失在历史的尘埃当中，永远没有真相了。
如果爷爷不死，把家搬到哈尔滨，以爷爷的人脉和为抗联做事情的认知，是能够感受到时代变化的，因为木兰县已经有大地主低价抛售土地，到哈尔滨谋生了。
日本人投降前，很多人嗅觉敏锐，开始低价卖地，到哈尔滨谋生；也有很多人觉得机会来了，趁机低价买地，从而遭飞来横祸。要知道大地主多产生于荒年或动乱之年。
爷爷死后，我家的地契在谁的名下我不知道，九爷有没有买地我也不知道。如果爷爷把属于他这一股的地卖了，或者卖大部分，保留小部分出租，即使爷爷名下的土地达到地主标准，以爷爷的生意规模、人脉关系和帮助抗联的背景，在哈尔滨应当是受人尊敬的工商业者，那我家的成分就是工商业者兼小地主，受到的待遇可能完全不一样。当时对农村地主阶层是要革命的，对待城市工商业者则温和得多。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也没有人能超越时代。（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