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号召大伙好好种地。可起初农民种地积极性不高。
从自然、历史条件看，黑龙江地区幅员辽阔，直至1949年仍称得上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较大，人地矛盾远不如关内尖锐，农民并未面临紧迫的生存危机。加以本地区居民大多是“闯关东移民”，即使在农村，传统家族制度也比较薄弱，没有累世固化的社会分层，贫、雇农大多只是迁居本地较晚，在其安居过程中或多或少还曾受过较早迁入定居的“地主”的帮助，类似情况在当时绝非孤立。相反，很多地主还基于自身经济实力通过雇工或救济等方式给予农民生活和生产上或明或暗的帮助。因此，土改初期农民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意识”普遍不强，常对于本村地主怀有温情和感激，至少对我们家是这样。换句话说，大家都是乡里乡亲，沾亲带故的。
“现在我一想起这事儿，我自己都憋不住想笑。”土改后，开春时节，给我们家分了一块不太好的地，差地也要种啊，不种的话，来年可就没粮食吃了，我们家没人种也没有工具。
我一个小姑娘外柔内刚的性格开始显露出来了。
“说起来我够勇敢的，胆儿挺大。”
我们家旁边有一户人家，大伙都叫“区长”家，我也不知道区长是什么。他们家有马，有农具，我一个小姑娘就去借马种地。
我说：“政府号召积极生产，多打粮食，我家没有马怎么种？你家马借我用几天吧。”
我们没有任何来往，彼此都不认识，可区长真把马借给我了。
也许他听说过我们家是被打倒的地主；也许他看到我们家，一个女人一无所有带几个年幼的孩子很可怜；也许是因为一个大地主家养尊处优的小姑娘，现在站在他面前，一本正经向他借马种地……
马借回来了，谁种呢？家里没有男劳力，我妈带几个年幼的孩子，1947年我13岁，怎么办？
“我家有个亲戚，是我奶奶娘家弟弟的姑娘，和我同岁，她还有个哥哥，土改前他们一家人都在我们家帮忙，兄妹俩和我一起照看我弟弟，还干点其他杂活。土改后，我家一大家人都散了，各顾各的，他们也搬走了自己找房住。是她哥哥帮我家牵马犁地、播种啥的。他哥哥大概有十五六岁，大小伙子，干活好样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