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几万字的回忆录初稿在开写传记，只能算口述材料，需要重新加工。以下五段口述内容讲的是主人公少年时代的成长。主人公讲述了年少记忆中的“武斗”的残酷；讲述了自己家里虽然是地主家庭，时刻要面对不公正的对待，仍然被推荐上中学；讲述了自己性格的形成过程，这部分内容没有明确自己有什么样的性格特质，但通过自己的所做所想，读者或听众已经能够隐约感受到了——勤快，体谅父母辛苦，有“商业头脑”初显（有了成本和收益概念），头脑活，等等。
这部分口述内容提供很多故事线索（我需要沿着这些初步的线索，向客户提问，客户多讲细节，我就能整理成一个个情景，就像电影那样的一个个镜头），再现了上世纪60、70年代农村少年的生活：捡狗粪、牛粪（给生产队当肥料，或给自己的自留地当肥料），挑几十斤公粮走不近的路去卖，公粮砖厂挑泥巴，拱瓦窑，做砖。小小少年主动承担这些苦活、累活，足以反应主人公的性格特质。现在的城市少年无从想象在砖厂做砖的劳累程度了。
主人公初显的个人特质为后面的内容，敢为人先做一点小生意作铺垫，实际上，这本几万字的回忆录素材，主要内容就是自己引以为傲的做生意从小到大的过程。主人公口述的都是表面的事例，精神世界的探求远远不够，需要开写传记挖掘收集资料，反复和主人公交流才行。
总结起来，我作为代写回忆录作者，为这本回忆录要增加三种视觉：
一是挖掘主人公内心世界的成长和变化；
二是主人公这些引以自豪的经历背后的“痛苦”；
三是找到并扩展主人公背后更重要的东西——时代的坐标轴。
以下是部分口述材料节选：
在七零年的时候，就同大人一起挑公粮到土城门粮站去交，一挑只能挑三四十斤左右，箩筐皮重都要占8斤，减了8斤就还只有30斤左右，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不用箩筐挑了就用口袋装起来挑，一挑也多挣10斤左右。
在六七年开始，我们又受到了打击，我们是打击的对象，特别是六七年的七月十六日，那天大河机械厂搞武斗打死数百人，其中我们队上就打死了三人，三人当中有一个是我表叔，还有一个是我小学一班的同学，他才十二岁，在那一天的上午，我们看到打得那么狠，我和我爸爸从小路走到我一个姨爷爷家去躲，没想到刚走出我们生产队界上就遇到我们六队一个姓万的，就拿起钢钎就要杀死我俩爷子，当时我爸爸跟他说了很多好话，终于放过我俩爷子了，不是就把我俩爷子杀死了，那天晚上走到我姨爷爷家里也是不安宁的，看到附近的寨子又打起来了，那总指挥是个瘸子，是从开县用滑竿抬起来的。幸好没有打到我们这里来，后来他们就回去了。我们生产队的电是县里农村早点上的，当时县里面只能学校和机关才能用电，我们生产队的社员要接中学的电，商量很多次终于中学承认了，他们说安装的费用要由生产队自己出，我们生产队就卖了一头公牛三百八十块钱，就把我们生产队全部的电安好了。
我在六八年的时候我们大队干部还是有些好心肠，推荐我进入中学读初中，我们同龄有好几个，其中有五个都是历史上有问题，只把我一个地主的儿子推荐读初中，其余几个就只读了一个小学，我还是感谢大队干部是一个执行政策好领导，我曾听大队干部说：“出生不由选，道路由自己选。”
我从六八年进入初七一级，当时改为春秋招班，我就读了三年半的初中，就成为了七二级的学生。我在读初中这些年里，就没有认真去读书，读书成绩不好就没有去认真学习，但是爸爸妈妈和老师又喜欢我，原因是听爸妈和老师的话，不调皮，爱劳动，在当时对教学没有现在这样抓得紧，只要爱劳动不惹祸，表现好就是好学生，到现在后悔来不及了，从初一开始我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出去捡狗屎，八点钟回来吃早饭，八点二十进教室，八点半上课，中午十二点放学回家吃饭，在吃饭前还要在周边打一背猪草，再回来吃饭，再去上下午课，下午两节课上完就回家在生产队干活，在初一的时候我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只有两分工，上午一分下午一分，我每天下午放学后就回到生产队干活，后来生产队的人看不得我又在读书又在生产队干活找工分，在当时一个大劳动力有十分，十分的价值当年只有两角钱左右，我爸妈还是地主坏份子，抬不起头说不起话，他们就看不得我又读书又找工分，生产队又来个规定，如果迟到了的要扣两分，我放学的时候，时间有时候老师讲课拖堂，有时候就要迟到两三分钟，那么就要扣两分，我做一下午只有一分，迟到了就要扣两分，做了一下午不给分我不说，还要在我爸妈那里借一分来扣，这也是那些不公平的黑心肝的人做的事，最终通过社员大会讨论，也不在我爸妈那里借分来扣，只是这一下午白做。在当时我们家庭成分又有问题，他们做的活路也受到他们的欺压，同样跟他们做一样的活一样多，他们能评十分，我爸妈就只能评八分，为什么呢，他们就说政治思想要评两分，贫下中农再做得少都可以评十分，因为他们政治思想好就可以评满分。他们这样克扣我们，我爸妈做到每天出工，一年算下来总的分还比他们多，结算出来我们还是能够分到一百五十元左右，在分钱的时候，他们又看不得，他们就问记分员和会计算错了没有，记分员和会计说没有算错，他们就无话可说。他们对我读书又找工分不满，我就不跟他们一起干活了，我每天早晚出去捡狗粪和牛粪，我一天还得挣上七八分，我这一算，还划得来些，因为积肥是按定额计算，他们没有办法少我的，之所以我读书成绩撇，思想就想到找工分去了，到现在后悔了，做事无文化就很吃亏，在那个时候一天都劳动，搞勤工贱学，我还炒过炸药的，在炒炸药的时候还差一点点烧坏了我，幸好打得及时，只给外衣烧烂了，皮肤没受到损伤，每天上课到上午，上到上到就拉警报，搞防空演习，从教室里跑上跑下，躲防空洞，一天就是搞这些空事。在那个时候我一家五口人就只住一间土墙房还是请的牛头寨上师傅来修。
在七零年的时候，就同大人一起挑公粮到土城门粮站去交，一挑只能挑三四十斤左右，箩筐皮重都要占8斤，减了8斤就还只有30斤左右，后来我想了一个办法，不用箩筐挑了就用口袋装起来挑，一挑也多挣10斤左右。
在七二年初中毕业后就全天在生产队干活，那个时候生产队给我评上五分了，他们贫下中农的子女就可以评五至六分，还是受到他们的欺压，后来我受父母的影响，我就一早出去捡狗粪，回来再出工干活，中午放工后又出去捡狗粪回来，吃了饭再去生产队干活，这样的话一天工分就和他们差不多了，加上有些农活是做定额的，就做的多得的多，我就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动脑筋了，只做强的，不做弱的了，在那个时候我们公社准备开办一个砖瓦厂，瓦厂办到我们八队那里的，我在建厂的时候就去挑泥巴，拱瓦窑，那是挑立方，挑得多得的多，我就不吃他们这些人的亏了，瓦厂建起后，我就开始做砖了，做也是做得多得得多，我每天出工比其他人出得早收得晚，我每天做的工分都比他们多，但是他们又看不得了，又把我叫回生产队跟他们一起干，我想还是划不算。（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