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的故事和我的家庭——浙江企业家传记故事(3)

 作品节选    |      2024-01-19
我的出生给刘家带来了欢乐和期盼,因为我是家里的希望。多年以后回头看,我来到人间,成了决定刘家命运的关键一招。

上世纪80年代,爷爷50多岁的时候,眼睛由于在抗战年代落下眼疾,视力一年不如一年,干不了农活。80年代之前的很多年,爷爷还能用放大镜看书看报,我能记事的时候,放大镜也不能用了,电视只能听,双眼完全失明。失明后,爷爷也闲不住,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帮衬家里。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自己一个人拿根拐杖还能去几公里以外赶集,多是山路和田垄路,记不清有多少次摔倒在田里,一身泥、一身水也没事,爬起来继续赶路。也许是当兵多年的原因,爷爷有惊人的方向感。

眉山有一个爷爷抗战时的战友,小时候,我经常帮爷爷写信给他。爷爷80岁时,双腿垂直,弯腰,双手还能够到地面。爷爷无师自通,还琢磨出了一套长寿操。没事的时候,在家哼一段京剧自娱自乐。

爷爷有正义感。对乡村干部的作风看不惯会直言批评,有些言辞也不太妥当,常和村里的生产队长有矛盾。

爷爷经常给我讲故事,爱给我讲他的抗战经历,怎么和敌人周旋,怎么死里逃生,讲他的“汉阳造”质量差,有时战斗中扣扳机打不响,每次我都听得津津有味。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爷爷是大英雄,是厉害的人,见多识广。爷爷从小就教我对亲戚要平等对待,对朋友要友好相处,乐于分享。爷爷会编顺口溜,喜欢给我讲章回体小说中那些英雄人物的故事。常对我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做舟。”鼓励我好好读书,成为有本事的人、成为要强的人。后来,我上中学、读大学放假回家,爷爷还经常拉着我的手,坐下来和我聊天,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方式让我受益终身。

多年以后,我的孩子也慢慢长大,我也学爷爷给我的女儿讲我过去的经历。我像爷爷,也像父亲,传承了爷爷的要强和父亲的勤劳。

……
1982年左右,农村实行“包产到户”政策,我家分了几亩地,一头耕牛是几家合用的。主要种水稻、玉米、红薯、小麦和青菜类,田坎上会种黄豆等作物。打下的稻谷要交一部分公粮,其余的都是自己的。其他的也会卖些自家种的菜、豆子和粮食,以补贴家用。家里不宽裕,常常捉襟见肘,也不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那种,粮食是够吃的。家里的劳动力主要靠我父亲,母亲除了照顾家里,也要干农活。父母结婚没几年,奶奶就瘫痪了,也需要照顾。我印象中,家里农活特别多。我太小,帮不上什么忙,活多人少。忙不过来的时候,亲戚都来帮忙,外公就帮干了很多农活。

我放学马上写作业,然后去干农活。很小的时候,我就会做饭、洗衣服。稍微大一些,比如暑假就去地里拔豆子、挑豆子,帮忙打谷子,挑粪去地里作农家肥,跟着大人去交公粮。家里养猪,要去地里割草,挑回来喂猪。打猪草的时候,镰刀经常会割破手,疼和流血是常有的事。农村孩子皮实,我不当回事。暑假时,常有同学叫我出去玩儿,我都不去,在家里听父母安排掰玉米什么的,反正不闲着。

最近几年,有一次回老家,一位亲戚说我小时候特别勤快,说有一次早上他们还在睡觉,我就跟着父亲,去他们家打谷子了。
“我小时候几乎不挨打。”倒是姐姐刘霞经常挨父亲打。或许是因为她是老大,懂事早,父亲对她要求高一些吧,说我乖巧懂事也行,排行小的总能得到优待。

家里的猪生病了,母亲会请兽医来,会煮几个鸡蛋给人家吃。平常积攒的鸡蛋,我们舍不得吃,都是拿到集市上卖掉,补贴家用。我过生日的时候,母亲会给我煮一个“生日蛋”。

家里一日三餐都是米饭,除了辣椒,菜比较少。一个月能吃一二次肉,还想吃就得等过年杀猪的时候,或者吃喜酒的时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村里属于中下生活水平,比我们穷的人家也有。我上学要交学费,钱不够的时候,父亲就出去借钱。我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基本都是捡亲戚家的旧衣服。

童年经历对人的一生有刀刻般的影响力,甚至埋下深入骨髓的生命因子。

我四岁时,爷爷带着我去县城大姑家。我家离县城有20多里路。与其说是爷爷带着我,不如说是我带着爷爷,我走在前面用竹竿牵着爷爷走,爷爷拄着拐杖。去县城要过岷江,没有桥,有渡轮。我们到江边时,船快开了,我一脚就跳上去了,爷爷慢,就留在岸这边了。船上的人和我说话,我也不胆怯。到了对岸,下雨了,我带着草帽在岸边等爷爷,等我们到大姑家我们全身都湿透了。我四岁能走20多里路,路上也不调皮,也没有说走不动了。

有一次,我和五姑家的表弟钟谊盛从县城回家。我们带的一个玩具手枪路上不小心丢了。我们感觉好像被后面赶上来的两个大人捡了,就一路跟着,让他们还给我们,他们就是不还。阳光下,二个大人长长的影子压着我们,似乎在嘲笑我们的弱小。玩具手枪对一个农村小男孩来说,就是爱不释手的宝贝,但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小学时,我一个人和三个野蛮的男生打架,我的斗志被激发出来了,我不怕他们,我的气势让他们退却了。我个头矮,瘦瘦的,白白净净像个女生,有点害羞,暴怒起来却判若两人。课间操的时候,我常常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到操场排队。

小学五年级时,学校征集同学们的座右铭,我得了奖。我写的是:生命在于创造,没有创造等于失去了生命。这句话其实抽象难懂,我也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是从书上抄来的。但我有朴素的信念,总觉得人就要认真做事情,勤奋,为父母分忧。

1990年,我小学毕业。大表哥杨军两次来我家,劝说父亲,希望我能到条件较好的定文初级中学上学。父亲如梦初醒,二话不说就给定文中学校长送了一只母鸡,于是我就上了定文初级中学。其他同学的成绩大都比我好,我经常要挑灯夜战,复习功课。怕落后,就得认真,考出好成绩。在初高中,我的成绩一直是中等偏上。从初中开始,就离家住校,很多时候周一才返校。这时候,父亲天不亮就起床送我去学校,送我几公里后才返回,我再走六、七公里到学校。初中开始学历史,读《三国演义》。汉高祖刘邦、三国刘备都让我有自豪感,总感觉和自己有点关系,离自己很近。

童年平静的时光,谈不上多少快乐,似乎也没有多少忧伤,中规中矩,甚至无趣,只有困惑:为什么住在县城的姑姑家生活条件那么好,工作轻松,要什么有什么?而我们家一年到头,起早贪黑,天天太阳暴晒也过不上好日子呢?我不懂,父母也知之甚少,他们只知道城里人生活就是好,乡下人就是苦命。我的困惑没有答案,但却激发了我的幻想:要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不要生活在贫穷的乡下。有所作为,才能让父母过上城里人姑姑家那样的生活。爷爷教我男孩要立志,有本事,有担当;攒劲读书,成为母亲的口头禅;学校老师经常教育我们要有远大理想。

虽然身处闭塞的乡村,但时代的风已经吹遍每个角落。改革开放、下海、乡镇企业家、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充满时代特色的词汇,成为那个时代变革强有力的标签符号。从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我家的一些亲戚开始去广东打工赚钱,包括我的叔叔。春节回乡的时候,我常听到“老板”、“生意”和“工厂”这些新鲜词汇。父亲因为要照顾爷爷,要照顾家庭,就没有去打工。家里有一台大姑家淘汰的12寸黑白电视机,播放的新闻节目,为我打开了眺望世界的窗口。宁静的乡村,和外面躁动的世界形成强烈的反差。

大约在读初二时,一个周日,我从家里返校,路过一段弯弯的田坎的时候,脑海里突然冒出来长大要当企业家的想法。什么是企业家我也不甚了了,只知道企业家是很有本事的人,自己能赚钱,也能帮助别人赚钱,这样的人被人尊敬,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考上了县重点中学犍为一中。高一的时候,有一次我跟着同学们去县城的岷江边游泳。我只在浅水区玩水,和一个会游泳的同学一起游。我同学游泳技术好一些,我是游一会,游几米就站一下。我游着游着,想站一下的时候,脚底空了,没有鹅卵石可以踩了,向江中心漂,我慌了神。同学赶紧游过来拉我,我抓住同学拼命把他往下踩。我不知道同学是怎样游回岸边的,我被水流裹挟,往下游冲,一上一下挣扎,“扑通、扑通”喊“救命!”岸边有人钓鱼,但没有人关注我,或许以为我在玩耍。我上下沉浮,不停呛水,万念俱灰时,突然我站起来了,脚底踏上了江底的冲集区,我与死神擦肩而过。上岸后,我有九死一生的感觉,这是距离死神最近的一次。不听话,不遵守规矩的话,就要付出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这件事多年后才敢提。死神不理我,让我活着,就要活出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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