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3年5月，苏州工业园区，开写传记陈骏和回忆录《峰顶之岩》主人公王岫岩老人在一次访谈结束后合影留念）
“虽然我对同事打我小报告恨之入骨，但我也有揭发别人的经历，而且是告发我的恩人张简行长，这件事也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让我悔恨终身。我的人品是不是也有问题？我是否也有人性扭曲的一面？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大环境，一言难尽……
“张简老行长对我帮助多大？我弟来牡丹江给安排工作，我家里来人给安排住房，知道我是大地主、历史反革命子女也没有为难我，“有这两顶‘帽子’，整你太容易了。”
大概在1953年至1955年间，由于商品短缺，开始实行凭票供应制度。凭票供应始于1953年10月。这一年，国家出台了统购统销政策，各级“供销合作社”也随之出现。从此，百姓生活进入了长达40余个春秋的“票证定量时代”。对年长者们来说，那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时期，也是一个回忆起来苦涩得让人落泪的年代。供不应求，物价貌似低廉和平稳，但需要什么却买不到什么，主要商品皆需“凭票定量供应”。
有一次单位搞三反五反运动，张简行长在全行大会上说，因为物资短缺，以后要实行票证制度，买什么都要凭票供应了。
（三反五反运动几句话背景介绍 略）
因为张简行长的女儿和我一个科，我俩上下班都一块走。这次运动大会后的一天，我就去张行长家等她一起上班。这时，我就听到张行长让他老伴去市场多买些东西，买这买那的，以后买东西要票了。
“我听了寻思，行长咋还这样呢？要凭票供应了就多买东西。后来的运动中，我就把这一条写上了，从此后，张简行长对我可不好了，要是我也不能对人好。
“这本来也是平常的事儿，以后买什么都要票了，趁现在还没实行这项制度，多买点，囤点家居用品过日子，也不算违法。
“我这是恩将仇报，这事我后悔一辈子。”
在所有人都没有沉默权的情况下，在那种狂热的环境下，从上到下，无数的人都做过类似的违心的事情，实在是情有可原。恪守良知是困难的，需要巨大的精神力量才能战胜外部环境喧嚣的强大压力。尽管时间过去了六七十年，说实在话，至今我始终难以抹去心里的愧疚，一提起这事，我就陷入深深的自责当中。
张简行长是我的大恩人，是我的人生中可遇不可求的贵人，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张简行长是我的“保护伞”。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暴风骤雨般的历次运动中平平安安，如果没有张简行长，我可能难以独善其身；如果张简行长说我有问题，我就一定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全凭领导一句话，在地主成分和历史反革命子女的身份面前，我是没有解释权的，领导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果张简行长说我入职时隐瞒家庭成分，欺骗组织，欺骗领导，对我严肃处理，是合理合法的；如果张简行长说我的积极表现，都是为了掩盖复杂的家庭成分，是合情合理的。
然而，即使我揭发了张简行长（实行票证制之前多买商品一事），他也只是恨我，不理我，但没有打击报复我。在那人性扭曲、“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实属不易。张简行长后来调走了，我和张简行长就没有联系了。之后林口县的县长来当行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