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2023年5月，苏州工业园区，开写传记陈骏和回忆录《峰顶之岩》主人公王岫岩老人在一次访谈结束后合影留念）
参加工作后，我各方面进步很快。单位有号召，有倡议，我都积极参加，我像上足了发条的闹钟一样，滴滴作响，不知疲倦。单位经常有“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活动，领导都让我参加，每次都是第一名，我开始脱颖而出。不久，我还当上了银行宣传员。
那时，银行工作人员好像都是国家干部身份，上级领导对我们宣传员有具体工作要求，比如说每周一天或半天深入私营工商户、工矿企业发放资料，现场讲解国家新的金融政策和国内外形势。这项工作是和私营工商户所在街道上的工作人员组成小组一起开展的，事先和相关私营工商户联系好，说好某一天到你那儿去讲什么等等。
星期三上午是业务学习，星期六上午是政治时事学习。时事学习就是念报纸、念文件，都是我念，因为我说话利索。有一次学习完之后，一个刚从外地调来的年龄比较大的男同志对我说：“哎呦我的妈呀，你都赶上葛兰了。”我想这句话对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我来说，是温暖的美好赞誉。葛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也是1951年刚考进中央台的，现在上了年纪的人，估计都通过收音机听过她的广播。葛兰，本名王静蓉，1933年出生，比我打一岁，今年91岁了。
晚上学习业务。因为我是小学毕业，要学初中业余课程。初中学完了，学高中业余课程，后来还上了职工夜大。后来需要我填学历的时候，我都填“业大”，不填小学了。总之整个50年代，文化学习、时事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占据了我很多时间。不过，其他好多同事业余学习坚持不下来。
上世纪50年代，工农干部文化水平较低，全民扫盲如火如荼。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加快人才培养速度，本市大力发展职工业余教育，夜大学不再是干部补习文化的专利，普通职工也加入到“夜大”学习中来。事实证明，除全日制学校外，夜大学用快的速度、少的资金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这种“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大大提高了干部职工的文化水平，很多学生毕业后成为所在单位乃至行业的骨干。
我还记起一个事。我看过报纸上登了一篇外国传教士来中国传教的小故事。说是有一个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到中国后发现中国历史有五千年，而基督教才二千年，上帝造人谁信呢？然后就回国了。我一看那报纸我就憋不住笑了。从这以后，我对基督教就没兴趣了解了。
我参加工作以来，我积极要求进步。几年后，我开始写入团申请书，我想参加共青团，就开始写入团申请，银行团支部大会通过了，送到牡丹江团市委就是不批。第二年银行团支部大会又通过了，团市委还是不批。我是“屡败屡战”，到了第三年，牡丹江团市委终于批了，我成了光荣的共青团员。我一年又一年地写申请，似乎验证了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老话。不过入党就没有这么容易了。成为共青团员后，我开始写入党申请书，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写，但实际上我的地主家庭成分和历史反革命子女的帽子，让我入党这件事成为绝对不可能，根本行不通。
“入团都经过三年，何况入党呢？人家入党的预备期才二年，我入团都需要三年，比党员预备期还长。”
人民银行为响应毛主席“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号召，每日组织员工上下午两次做工间操。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我表现积极，做得好，所以让我在前面做领操员。人民银行还成立了篮球队，在中午和下班后打篮球，有时候自己练，有时候还可以打比赛。我练篮球十分积极，后来被吸收到牡丹江市代表队，再被吸收到省人民银行代表队，参加全省比赛。这期间打球还掉了一颗牙，还有三颗牙活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