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峰顶之岩——王岫岩回忆录》创作幕后故事，说的是回忆录主人公王岫岩为她父亲平反的前后情况。主人公在回忆录的童年记忆篇章里，以小女孩的视觉，有限地提到自己和父亲之间关于父女间亲情的有限记忆——小学数学题不会做被父亲打一顿；记得父亲爱好体育，有好几双好看的球鞋；父亲骑自行车不带她，让她在车后跟着跑，锻炼她（参加工作后成为篮球高手）；一家人河边钓鱼野炊……主人公在哈尔滨读小学，给在长春国民党郑洞国部任职的父亲写信，父亲回信，把她的错别字都勾出来，单独写出来，再寄给她，主人公说：“从这点看，他还是合格的父亲……”主人公短暂而复杂的人生是时代之悲。
1936年，主人公的爷爷因为为抗联马占山部购买子弹和粮食，由于叛徒出卖，被日本人活埋砍头。主人公的父亲此时在日本人的学校读书，被迫回家，然后被逼在日本人的警察局当翻译（等级很高的那种翻译，主人公父亲日语很好），日本人投降后，主人公父亲跑去长春，投靠主人公的大姑父（在日本人的监狱里坐了多年的牢，日本人投降后，其在长春国民党部任职，级别比较高的干部）。
按照主人公提供的有限的口述资料，开写传记将主人公父亲的人生最后几年的情况，放在80年代初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时代背景中得以揭晓，这样的结构安排比较合理和自然，因为主人公小小年纪能记事不久，日本人投降，家乡土改，父亲逃往长春，至此父女分离……
从1951年父亲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枪毙，到80年代初平反，中间隔了30年（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如果没有这些保存40多年的几封申诉信，这本回忆录失色不少，父亲的形象也会模糊。父亲的遭遇证明：时代洪流中的一粒尘埃落在个体身上都是一座大山。父亲平反以后，当地法院院长说：“白瞎了这人了，可惜了这人才，你父亲这人日语那么好，字写得那么好，死得那么早。”
“到1982年年底，大规模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使在这样有利的大环境下，我爸能不能平反，何时平反，平反到什么程度，其实都要有‘关系’，我的‘关系’就是大姑父。没有大姑父的努力，父亲不太可能平反。现在我们还保存着1982年4月10日、4月15日、10月12日，大姑父授意，我妈邱武荣抄写，以王五洲遗孀名义申诉的三封申诉书。虽然字迹潦草，有删除、添加涂改，个别钢笔字已经看不清，仍能清晰反映出我爸在长春解放前后一段时期的完整经历轨迹。同时也能看到，在上世纪80年代初轰轰烈烈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中，个人申诉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1982年4月10日，邱武荣（主人公母亲）申诉书（部分文字由于年代久远已难分辨）：
（略）
我们高兴的捧读了你院三月二十九日的函告，在欣慰之余，我们全家人情不自禁……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立功劳——这是王五洲遗留的□□□□，□□□□□，□□替人民负责的人民法院的一曲讴歌。
从函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略）法院在重新处理王五洲一案，确实做了适当的工作，对于案件的关键情节，也能遵循党的政策力求不枉不□。我这个年近古稀的人，噙着感恩戴德的泪花，向为人民服务，而且任劳任怨的（略）法院的同志们致以由衷的谢意。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函告中所言：现查明原国民党新七军38师（王五洲所在部队），确属起义投诚部队，王五洲本人确曾参加过这一部队，但是否随军起义一节，尚无有证据！
又说：王五洲原在日伪东兴县任职期间的事实证据比较充分，而且在长春加入国民党军队和随部队投诚等事实，都有其本人口供，有些叙述。——且原判对其起义投诚一节亦未认定。等情。
你院曾先后组织外调人员进行查证核实，我们想绝对不能忽略王五洲随军率部起义投诚之后，曾经编入桦甸解放军教导团吧。也可能是你院上封函告中遗漏吧！
既然在起义投诚之后，曾经编入桦甸解放军教导团的事实，今天怎能给出但是否随军起义一节的疑问，如此岂不是成了“莫须有”了吗？□□□□□□□，当年王五洲对随军起义投诚一节上，不是逃兵，而是随军率部队起义投诚的连队指导员，这一情节，真相早已大白，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已经提供了确凿的人证材料，又何能读到“尚无有证据”？！
至于王五洲的口供中的叙述，其在长春加入国民党和随部队起义投诚等事实，且原判对其一节亦未认定的说法。
我们说：只要人民法院尊重事实，这早已不是问题的问题了。当年王五洲在“以人当法”的重压之下，他这一段确凿的史实，不可能用其他的伪称者代替，他本人的口供叙述是事实，在法律上完全应该得到尊重，我们并不反对在真实的口供叙述中再寻求旁证，这是慎重从事，我们赞成。
王五洲在三十多年以前的口供叙述，他也决不能是为了到了80年代给他申诉洗冤作准备材料吧！
其原判对其起义投诚一节，当时如果“给予认定”的话，对照“党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既往不咎的一贯政策”，再处罚，这又怎么□□才好呢？岂不成了“党令不能依，执法违法，草菅人命”吗？！
我们始终认为：依据党的政策，维护法律的实施。
对王五洲的原判是“有失和政策的一致性”。
即此顺致问候
邱武荣
1982年4月10日
注：解放战争中，将俘虏军官改称“解放军官”，将战俘营称为“解放战士教导大队”或“解放军官教导团”，体现了对俘虏人格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