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自始至终都在追求某种技能，然后利用这种技能谋生，实现自己的梦想，不用依附别人，也不用看谁的脸色，不用祈求别人；别人也没必要关注我、要求我、赞美我。这种技能也许我一辈子都在寻找——寻找属于我的武林秘籍，也许找得到，也许能得到一点皮毛。
以当时的眼光看，我是对的？错的？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在闽南的那些年，我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哪些人是遇对了？哪些人是遇错了？哪些人是贵人？谁又是噩梦？大时代中哪些事让我赶上了？又是什么把我抛弃了？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我能成为谁？无论多厚的回忆录最终只能选择一个人经历中的某一面向，不可能面面俱到。我释然。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一种解释，历史没有真相，我的历史我做主。
写好回忆录的一个关键是，一定要找到以现在的角度审视过去的点。你不能总是以当时思维认知来叙事，这样很容易成为流水账。如果想对读者有用，就一定要加入现在观察的角度，否则的话，你的回忆录只能成为博物馆里的文物。
我的难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依然没有找到那根串项链的绳子，找不到那个“观察的角度”，直到我脑海里突然闪出一个场景——我在厦门火车站对面梧村汽车站和友谊商场右侧面之间的路边下中巴车的场景。那一天，我终于结束了在泉州的打工生涯，返回厦门，厦门有我50平米的小窝，有正热恋的女友。那时，来往泉州和厦门之间的福厦省道都是冒着黑烟，车身蓝色线条的破旧中巴车，路边招手停车，可以讲价，车厢内充斥着难以用语言形容的汗臭味，“甘霖老母”“赛林木”（泉州骂人脏话）是司机和售票员常常脱口而出的语言，可以用来咒骂抢生意的同行，也用于讲了半天价又上了其他中巴车的旅客，甚至只是表达一下情绪或感慨，相当于我们表达愤怒，开骂“他妈的”。
我背了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双肩包，还有大号的蛇皮袋，里面有我用了几年的被褥、衣服和一些书籍等。我下车等出租车，中巴尾部喷出一股黑烟，“嘭、嘭、嘭”往前开，去火车站门口拉客去了。呛鼻的黑烟成了我离开泉州的一种仪式，我再也不用挤这令人厌恶的中巴车了。
出租车到莲花路口的时候，我习惯性找钥匙，才猛然发现裤子口袋的身份证不见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肯定是掉中巴车上了。我坐在司机后面的单座上，坐下后膝盖比座位还高，我有朝前坐，也有靠在车窗上向右坐，身份证放在左侧裤口袋里，肯定就是这样丢了。我不知道车牌号，也不知道这车到了哪里，火车站周边至少有几十辆这样的车。唉！算了，重新办吧。
多少年来，我从未认真想过这事，它只是我过往无数的人生经历中的流星，转瞬即逝。如果不是我要写回忆录，这场景可能永远封尘在记忆深处。
“身份证丢了，身份——证，身份？”我眼前一亮，“这不就是我苦苦寻觅而不得的东西吗？这不就是我苦苦思索的回忆录主题吗？”
“身份证丢了”是难得的一种隐喻，是一种意象，象征和过去告别，迎来一种新身份——从打工者到创业者的转变；从文化荒漠的泉州到文化艺术氛围浓郁的厦门。实际上，回望我的成长史，懵懵懂懂时期的中考、高考，是为了跳龙门，摆脱农村，成为“吃公家饭的人”；走向社会以后的跌跌撞撞，都和“身份”有关，有“身份”就会到处炫耀，感觉无“身份”就会避开熟悉的人和社会——家贫走他乡，独自前行，去追求自己心目中的“身份”。
身份证的隐喻就是我串起散落一地的珍珠的绳子，如同美国文学作品《了不起的盖兹比》中的黑魆魆的海面上“有一道绿莹莹的光亮，暗暗的，很遥远……”
我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道绿莹莹的光亮”以后，无数互不关联的记忆碎片活了起来，它们自动排序，各就各位，等待我的检阅，我的回忆录可以开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