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录主人公的爷爷和奶奶）
现在淡然的回忆，裹挟着浓郁的念亲恩。
奶奶王冯氏生了二个儿子和三个女儿。我父亲王五洲（在长春国民党那边改名万里），小叔王五典。
“父亲王五洲生于1916年，1936年爷爷遇难的时候，父亲20岁，正在奉天（沈阳）大同学院念书。”这是日本人田中办的私立学校。
是不是也有可能是“新京”的大同学院呢？无法查实，“新京”的大同学院位于“新京”南岭，1932年7月1日成立，是伪满洲国成立后建立的一所学校，是专门培养伪满洲国高级官吏的特殊学校，主要招收日本学生。
“爷爷一出事，父亲就回家了。书念不成了，但日本人还是不放过他。日本人知道父亲日语特别好，是翻译级别里高的那种，就找到我父亲，让他当翻译。父亲不干，寻思着我爹刚让你们给杀了，还要给你们服务，白日做梦！”
日本人多次上门劝说我血气方刚的父亲，父亲就是不答应。日本人就气急败坏地威胁：“你要不干的话，把你们全家都杀了。”
当家爷爷王风龄吓坏了，上上下下20多口人啊。当家爷爷就劝我父亲：“先慢慢干着，先熬过这一关再说，是让你当翻译，又不是杀人放火的事。”就这样，父亲给日本人当翻译、当警察。
“有一次，我父亲出差好多天，随日本人进山缉毒去了。回来的时候拿很多照片给我妈看，就是罂粟花的照片，很漂亮。父亲说那些非法种植的罂粟全被砍了。”
我有一个疑问：日本人也禁止种植罂粟吗？其实不是的，是你私自种植售卖就违法。说起来难以置信，在1932年日本颁布并实施了《鸦片法》，在东北地区公然建立鸦片专卖制度，以垄断这个财源。伪满洲国各省、各县甚至大的镇子都有鸦片专营销售机构，实施官方贩卖。在1935年伪满洲国的罂粟种植面积为68万亩，而到了1937年已经扩大到100万亩，短短2年就增加了32万亩。
我二姑王雪瑛说，我爸结婚的时候还在奉天大同学院念书，还没有毕业。学校放暑假回家后，我爸就常带着我妈爬上苞米架子上，教我妈认字。苞米架子就是在室外用木头板子建的像厨房大小的小楼，秋天把苞米棒子堆放上去。夏天的时候，苞米棒子都吃完了，架子上空空的，安静，是学习的好地方。
“我爸1916年出生，大概1933年18岁左右结婚，1934年农历十月初七我出生在东兴县。”
母亲生于1914年，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没念过书，不识字，旧社会妇女读书的很少。有很重的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的，对家里头一个男孩大弟弟王惠民特别好，不宠我。我二姑对我说过，婴幼儿时期，每当我要哭的时候，我妈不抱我、不哄我，直接把我反过来，让我不好哭，哭不出来，免得让她烦心，她不担心我可能会窒息捂死吗？我寻思着，她真不怕。我出生后没二年，我妈又生个女孩。在火炕上，她忐忑不安地问接生婆：“男孩？女孩？”接生婆说是女的。话音刚落，我妈就一脚把女婴踹到炕头，就像脚底粘了一块狗屎，抬脚急忙要甩掉一样，女婴也是妈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啊，你说我妈狠心不狠心？重男轻女到什么程度？
接生婆，是过去农村的一种职业，多为附近十里八乡有临床接生经验的老年妇女。过去广大农村医疗条件差，人口繁衍和传承，都离不开接生婆这个职业。接着，母亲连生了二弟王兆林、三弟王化民后，重男轻女的思想更加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