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从图们到牡丹江，从成家到“立业”，从“永和记”到“昌德记”，拼命挣扎虽说日子比众多吃劳金的同乡宽松一些，但总觉身在他乡，亡国奴生活使他心里越来越不踏实。曾多次同母亲商量再苦几年攒点钱还是早些回湖北老家去。同时他也寄些钱给叔父把老家的破房屋修补一下，筹算着一家人回去也好有个住处。
这时他哪里想得到，日本侵略者强加给我们祖国的灾难越来越加深重，生活的灾难正悬在父亲和我们全家人头上。
那是在1939年秋天，一个日本顾客来到“昌德记”理发，提出要染发。父亲解释说“组合会”有通知，理发馆不准染发。这个日本人大发脾气，非染不可。父亲不敢得罪，只好请到后屋偷着给他染了发。隔天来了个挎洋刀穿皮马靴的伪警察，进门就找掌柜的，说是给人染发犯了事，把父亲逮到“圆明街警察分所”去。母亲给吓坏了，跑到“警察分所”去，不让见。只好有病乱投医，找“组合会长”，找“评议员”，找日本邻居，如此折腾了10来天，好不容易才放了人。可母亲把人扶领回来时，父亲浑身上下又脏又臭没一处囫囵的，白布衫成了“花”布衫，袖子衣襟碎成脏布条，衣裤布缝虱子成串爬，腰背上青一块紫一块，脸上肿的没点血色，简直没了人模样。
父亲回家之后，一连多少日子躲在后屋不出门，不是呆坐发愣，就是两眼睛直望天棚。父亲是喜爱我的，平常忙累了一天，或有什么愁事，总是把我抱在怀里，脸上很快就会露出憨厚的笑容。
可从这以后，好长时间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母亲把我送到他跟前让他抱，也只摸摸我的头没有话没有笑，平时也不知道吃喝，夜晚经常起来摸黑傻坐。母亲整宿整宿陪他劝他，他也不哼不哈。后来一早一晚母亲领他出门口转转透透空气，有时领到“兴亚舞台”看段京戏，到“西安影院”看看电影。再后来，他也独自出去走走逛逛。终于有一天出去了好长时间没见回来。有人来送信说，你家吴掌柜的在“银座通”大街上又跑又颠，又哭又笑，又喊又闹，快去看看吧。母亲一下急昏了头，慌了手脚。好歹有店里大伙拥着到“银座通”找到父亲，原来他已经疯了。七嘴八舌连劝带唬把他弄回来家，可是一连好几天都往外跑。母亲怕父亲总这样疯疯癫癫，跑来跑去会出事，只好一狠心把他绑在后屋顶棚立柱上。
